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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登高一呼抵制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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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登高一呼抵制日货 (第1/3页)

第十六章登高一呼抵制日货

    一、小弟子收押巨商

    就在杜月笙于政治、金融、工商、社会事业各方面突飞猛进,在上海滩飞黄腾达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预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挑起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束缚了东北军队的手脚,在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沦为亡国奴。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在中国激起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9月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抗日罢工,10万学生举行抗日罢课。9月26日,上海各界人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要求对日宣战、武装民众和惩办失职失地的官吏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10月初,上海各界80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

    民族矛盾的上升,不仅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一致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表示了抗日的要求。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意志的上海《申报》多次发表评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面对上海市人民同仇敌忾、势不可当的的抗日怒潮,杜月笙坐不住了,这正是一个增加政治资本,提高社会地位的好机会。他找到虞洽卿、王晓籁等人,商议成立一个抗日组织,领导上海人民的抗日运动。

    在得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首肯与支持后,杜月笙等人迅速组成了规模庞大的“上海市反日救国会”,后改名为“上海市抗日救国会”。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陶百川人秘书长,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陈霆洸、陶百川等人为常务委员。

    杜月笙鉴于五卅运动的时候,对英国人采取经济抵制的策略发挥了作用,便再度建议从“禁止日货”入手,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此建议获得通过后,抗日救国会迅速在各要冲地点成立“检查所”和“保管所”,吁请上海市民,全面拒买拒卖日货。检查所人员除了在交通要道盘查过往货物,更直接的行动是到处搜查日本货物,一旦发现立刻没收,然后运到保管所保管存放。

    “检查所”和“保管所”需要的大批人力,主要来自杜月笙的门徒、门人以及各自手下。杜氏智囊中的陆京士,在上海从事劳工运动多年,是杜月笙处理劳工问题的最高顾问和私人代表,也是杜月笙和上海工人之间的一座桥梁。在此次发动工人群众参加检查所、保管所的行动中,陆京士发挥了巨大作用。

    禁止日货一开始,杜月笙的一个门生便大出风头,打了一个漂亮仗,给杜月笙挣足了面子。杜月笙的这个门生叫于松乔,是邮务工会出身,当时负责天后宫桥检查所工作。他和一个叫刘心权的青年工人,初生牛犊不怕虎,专拣有影响的大商户搜查,一上来就到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在上海商场影响力极大的陈松源的“合昌祥”搜查,这一搜便搜出来两大箱日本棉布。

    陈松源倚仗自己在商界的影响,根本没把“禁止日货”这回事放在心上,他以为压根就不会有人敢来搜查他的店铺,所以日货照存、照卖。

    偏偏遇到了于松乔,要“射人射马,擒贼擒王”,抓住一个大的,可以震慑一批小的,杀一儆百,事半功倍。当下,于松乔吩咐跟去的检查员,将这两箱东洋货充公,按照抗日救国会的规定,运送到天后宫桥“保管所”暂行封存。

    随后,于松乔和刘心权也回到了天后宫桥“保管所”,坐等好戏开场。因为他料定陈松源不会善罢甘休。

    果然过了不多时,一部轿车呼啸而至,陈松源下了轿车,昂首挺胸,不可一世地走进抗日救国会天后宫桥分所,身后跟着两名凶神恶煞般的保镖。

    “哪个是这里的负责人?”陈松源往屋子正当中一站,仿佛领导视察一般,派头十足地问。

    “是我,我叫于松乔!”于松乔才不管他什么派头,有抗日救国会撑腰,有杜月笙做后台,他陈松源算老几!

    “哼哼!”陈松源冷笑一声,说,“方才贵所有人到我的合昌祥取走了两箱布匹,可有这回事?”

    “没错!”于松乔也昂首挺胸,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抗日救国会明令禁卖东洋货,合昌祥经营东洋货,理应查收。”

    陈松源愣了一下,缓和一下语气说:

    “那一定是误会了,我那里不会有东洋货。”

    “没有误会!”于松乔回答得干脆利索,“两箱东洋布,是我亲自查出来充公的。”

    陈松源呆住了,他从来不曾碰过这么大的钉子。他摸不透于松乔是哪个道上的人,居然有眼不识泰山,连他陈松源都不认得!态度如此强硬,说话一副公事面孔,半点情面也不讲。

    两名保镖见主人碰了钉子,以为于松乔不晓得陈松源的身份,立刻从后面走上来呵斥:

    “喂,你胆子不小啊!你晓得这位先生是谁吗?”

    “我管他是谁!”于松乔也不示弱,“如今国难当头,谁贩卖东洋货,给东洋人赚钱,造了枪炮子弹打中国人,谁就是奸商,是汉奸,汉奸贩卖的东洋货就得没收!”

    “你吃了熊心豹子胆,竟敢辱骂我们陈理事长?”保镖大光其火。

    “我管他什么理事长?”于松乔也光火了,大声嚷道,“我们这里是办公事的地方,请你们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

    “你小子口气蛮大!”陈松源赫然震怒,对他的两名保镖喊道,“你们进去给我搜,把我们的货色搜出来,抬回店里去!”

    两名保镖立刻行动,抢前一步,正要推开于松乔,往保管所里间闯,于松乔毫不迟疑,伸出手去一把抓住陈松源的领口,使劲地往里间拖。

    “你贩卖日货,又带人来抢我们保管所!我现在就把你关起来!”于松乔一边把陈松源往里间拖,一边高声呵斥。

    保镖一看老板被捉,不约而同地拔出手枪,对准了于松乔。

    “你放手!不放手让你吃卫生丸!”

    于松乔把陈松源的身子往自家面前一挡,倒拉住他往里走。

    “再不放手,开枪啦!”两名保镖大叫。

    于松乔决心把这位耀武扬威的布大亨关起来,他把陈松源拖到小房门口,咬着牙说:

    “有种,你开!”

    “砰”的一声,枪响了。这一枪自然没打到于松乔,他正躲在陈松源的身后。

    枪声惊动了检查所里的工作人员,大家一涌而出。两名保镖一看大势不好,赶紧开溜。

    这当口,于松乔已经将陈松源推进了那个小房间,然后将门一关,任凭陈松源在里面捶门撞墙,咆哮咒骂,于松乔一概不予理睬,他往房门口的地板上一坐,是看牢了陈松源。

    “纱布大亨陈松源被抗日救国会的人关起来了!”

    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了黄浦滩头。纱布向为上海十大业之一,陈松源作为纱布业公会的理事长,如此大名鼎鼎的人物竟然会被抓起来,整个上海滩都震惊了。

    不多时,天后宫桥抗日救国会检查所门前变得车水马龙,热闹非常了。探听消息的,看热闹的,一探虚实的,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

    抗日救国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陶百川和上海市党部委员吴开先闻讯后率先赶来,他们首先肯定和嘉许于松乔的不假情面,认真负责,但是,陶百川话锋一转说:

    “抗日救国会不是权力机关,我们没有权力把人家关起来。于先生你扣押陈松源的事,在法律上是说不过去的,请你马上把陈松源放出来,我们再商议这桩事体怎么解决。”

    这话于松乔却不爱听,他依然坐在地上,挡住关押陈松源的那扇房门,心平气和地说:

    “陶先生,你说的都对。不过今天我不能听。陈松源带着保镖公开来所里抢东西,要不是我躲得快,早被他的保镖开枪打死了。我今天非关他不可,如果有人想来拖开我”,他伸手指指左侧的钢筋水泥墙壁,“我立刻撞墙自杀!”

    门外,豪华轿车络绎不绝地开来,上海有身价、说得起话的大亨全来了,虞洽卿、王晓籁也闻讯赶来,但无论怎么劝说,于松乔都不为所动。

    检查所里挤满了人,有人疾言厉色,有人娓娓相劝,有人推推挤挤,有人吵吵嚷嚷。于是,有人想趁乱把于松乔抱住拖起来,借机开门放出陈松源。

    但当他们刚一动手,于松乔突如其来地奋身猛冲,向左边墙壁一头撞去。随着“咚”的一声,检查所里一片惊呼,随即安静下来。

    只见于松乔满脸是血,飞快地退回到小房门口,坐在地上一动不动。

    如此一来,再也没人敢向他靠近了。

    终于,陆京士得到消息匆匆赶来。他挤过人群,来到这位同门师弟身边。

    “松乔,你自己身体要紧!”看着于松乔头上不断有血流出,陆京士不胜忧急,“你可否告诉我,你要哪位先生出来说一句话,你才肯听?”

    于松乔已很虚弱,他揩揩脸上流着的血说:

    “唯有——杜先生。”

    众人一听,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陆京士赶紧打电话到华格臬路杜公馆。杜月笙刚好在家,听完陆京士述说的情况,杜月笙当即便说:

    “你去告诉松乔,他犯不着为这件事体牺牲性命。我立刻派车子过去,接他到枫林桥骨科医院治伤。”

    陆京士赶紧跑回去告诉于松乔:

    “杜先生马上派车来接你去医院。”

    “杜先生也叫我离开这里?”

    “是的。”

    “不管陈松源了?”

    “你治伤要紧!”

    “好,我听杜先生的。”

    于松乔这才站起身,目不斜视地跟在陆京士身后向外走。检查所门口,杜月笙派来的车已经开到。

    于松乔一离开,人们赶紧打开小屋的门,放出陈松源。

    事后,陈松源自知理亏,对于松乔的过激行为表示不予追究。当然,当他晓得于松乔是杜月笙的徒弟之后,更是后悔自家贸然闯祸,自讨没趣,哪里还敢追究。

    经此一事,于松乔成了新闻人物,他的满腔忠义,慷慨壮烈,赢得上海各色人等的赞扬。他敢于扣押陈松源的故事被传诵一时,他本人更是成为了抗日救国的英雄好汉。

    这一场轩然大波为抗日救国工作做了很好的宣传,一日之间,黄浦滩市面上的东洋货一扫而空。各个经售东洋货的商家,自知自家“牌头”不会比陈松源更硬,抗日救国会的人既然连陈松源都不放过,哪个还敢抱侥幸心理?只好收起日货,退回日本厂方或批销机构。退不回的,也只好自认倒霉,藏到仓库里去了事。

    二、恐怖夜沪战爆发

    “上海抗日救国会”的主要力量来自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等人的群众基础,尤其是杜月笙,他所拥有的社会力量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由他一手控制的青、洪两帮弟兄,一部分是通过陆京士、朱学范等可以运用裕如的广大工人群众。这些人在禁止日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抗救会”的封锁越来越严密,有关东洋货的任何买卖活动他们都会得到情报,东洋货只要“一见天日”,便会立即被没收。贩卖日货的中国商人在货物被没收、被处罚金后,还要穿上印有“卖国贼”字样的囚服,立在站笼里供人参观或辱骂。如此一来,没有人再敢贩卖日货,以致日本人开设的工厂、商店里货物堆积如山,唯有关门大吉。

    这一阶段,杜月笙忙碌无比,一方面指挥“抗救会”从事对抗日本人的斗争,另一方面,利用他在上海金融工商各界的影响,积极组织募捐,将第一笔募到的10万大洋汇到黑龙江去慰劳前方马占山将军的部下。

    随后,杜月笙又会同有关方面,组织了一个“东北难民赈济游艺会”,假座新世界剧场,邀集名伶名票、各种游艺杂耍的演员,义务演出,同时更举办轰动一时的“名媛选举”,前后历时一月,筹得20多万元赈款,悉数转交赈济委员会,汇到北方救济难民。

    到了1932年元月,日本外交当局为抗议“抗救会”行动的官文,业已堆积如山。而此时,日本关东军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以有利于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东北,决定在上海制造新的事变。

    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少佐接受“任务”后,与女特务川岛芳子密谋,决定制造一起由中国人杀害日本人的事件,为日本军队侵略上海提供借口。他们选定的栽赃目标即三友实业社。

    元月18日下午,5个日本和尚游荡到座落在华界江湾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门口,有意寻衅,引起厂里工人的愤怒,双方发生冲突,5个和尚被打成重伤。21日,日本侵略者以此为借口,由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挥日本青年同志会成员,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同时捣毁北四川路的中国商店。

    此事件激起上海人民的公愤,反日浪潮更加高涨。

    岂料,第二天,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反而向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解散抗日团体,停止抗日运动,否则日本海军将采取行动。

    元月28日,天寒地冻。中午,杜月笙和陆京士等一帮“抗救会”弟子门人,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围炉饮酒,商谈“抗救会”工作,电话铃声骤响,市长吴铁城的电话打了过来。

    和杜月笙同庚的国民党元老吴铁城,于元月7日刚刚接任上海市长一职,上任没几天就接到了日本舰队司令的最后通牒,他立即向南京政府请示,但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命令吴铁城妥协,全面接受日方条件。

    接到这一命令,吴铁城颇费踌躇。民众的抗日情绪,正因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汹涌澎湃,上海的民众团体已经组织了后援会,要求政府向日方严重抗议,索取赔偿。在这个时候接受日本侵略军的无理要求,无异于将自己置身于抗日群众的对立面,弄不好会被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席卷而去。

    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可怎样才能确保顺利执行不出意外,他只好与杜月笙商议。论公谊私交,吴铁城与杜月笙的关系都非同一般。就在半年前杜祠落成之时,吴铁城不但送匾、捐款兴建杜氏藏书楼,而且更亲临致祭与道贺。所以,他在将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作最后谈判之前,从海格路望庐私宅打电话给杜月笙。

    “你听好,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已经开到了黄浦江里,村井约我作最后谈判,为了避免战祸,我们可能会答应日方的要求。”

    杜月笙一听,顿时头大。答应日方要求,岂不就是停止抗日,解散抗日团体!

    “这是南京政府的意思。”见杜月笙无语,吴铁城又加上了一句。

    杜月笙晓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已经导致东三省沦为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全国民怨沸腾。如今上海放弃抵抗,真的能消弭战祸吗?怕是未必!

    “市长的意思是答应制止抗日运动,解散抗日团体?”

    “是的。”

    杜月笙深感为难,但他既已上了蒋介石的船,也只有一条道走下去了。他沉吟一下,最后说:

    “假使市长决意这样做,我只有照办,宣告抗日救国会暂时解散,我想大家多半可以谅解。”

    “不,问题不在这里!”吴铁城说,“宣告解散抗日团体不成问题,问题在于怎样制止抗日运动。”

    这个问题的难度杜月笙自然晓得,而就在此时他们通电话的时候,闸北、虹口两区的民众,纷纷携带细软,扶老携幼涌入苏州河南的英租界。这些上海市民宁可放弃自己的家园,也不给日本人做顺民,就足以说明他们对日本人的仇恨心理。

    在抗日怒潮空前高涨的时候,制止一切可能发生的抗日行动,谈何容易!以“闲话一句”驰誉于黄浦滩的杜月笙,这个“闲话”却是轻易不敢出口的。考虑了半晌,杜月笙只好委婉答复吴铁城说:

    “这件事体,在目前这种局势下能否做到,我想无论哪位都不敢打保票。不过,我会尽力而为。”

    杜月笙放下电话之后,立刻对酒桌上的几人说明情况。大家一听,不禁面面相觑。两个多月以前,发动劳工大众、帮会弟兄,参加抗日救国,如今却要紧急刹车,要全体市民停止抗日,出尔反尔,何以自圆其说?

    但是,不管说不说得过去,都要赶紧采取行动,以免稍一迟延,误了大局。

    于是杜门中人全体出动,分赴上海各区,传达杜月笙的吩咐,请大家务必保持冷静,尽量避免中日之间的敌对行为,至于这一紧急变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目前天机不可泄露,日后大家自然会明白。

    吴铁城在得到杜月笙的答复后,立刻前往谈判。国民政府的忍让与委曲求全,令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深感意外。吴铁城为取信于日方,甚至当场下令上海公安局:

    “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本诸法治精神,仰该局即将该会取消,以维法纪,切切此令。”

    一小时后,协议达成。下午3点,上海时报“中日交涉解决,战祸可望避免”的号外发出,成千上万逃到租界的难民放心大胆地返回虹口、闸北家中。

    战事消弭,杜月笙也松了一口气,当晚便去辣斐德路辣斐坊16号四太太姚玉兰的香阁安歇。岂料睡到半夜,突然被密集的枪炮声惊醒,姚玉兰也从睡梦中醒来。两人披衣下床,走到窗前向外探视,只见正北天边一片火光,烈焰腾霄,红光映亮了半边天——这便是日本飞机轰炸闸北引起的大火。

    战争到底还是爆发了。

    “狗日的小日本!”

    杜月笙破口大骂,拿起电话打到吴铁城的公馆了解情况。吴铁城也是从睡梦中惊醒才晓得小日本背信弃义,发动了“一·二八”事变。

    杜月笙又将电话打到十九军军长蔡廷锴的驻地指挥所,主动请缨:

    “蔡军长,但凡有用得着我杜某人的地方,万死不辞!”

    十九陆军是从江西“围剿”红军的前线,奉命警卫首都南京被调到京沪铁路沿线的,其总部设置在上海。

    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都是当年的风云人物,其中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参谋长赵一肩等人都与杜月笙私交甚好。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让步,与日本侵略者顺利达成协议,十九路军当时并无作战防备。哪曾想,国民党政府的一再妥协,进一步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当天夜里11点4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分三路,向驻守在闸北的十九路军发动突然袭击,展开猛烈进攻。

    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为三个大队,共约3000余人,武器精良,配备有轻重机枪、野炮、曲射炮和装甲军队。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以为,如此优势的火力和兵力,再加上日本皇军的赫赫声威,一定可以不战而屈敌兵,如同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兵不血刃,一路畅通。岂知,倘若不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关东军岂有得逞之机!

    若论武器精良,十九路军只有步枪和手榴弹,最具威力的重武器也不过是轻机关枪而已。他们初到上海时,个个头戴草笠,打着赤脚,穿着草鞋,一袭暗灰军装。他们的装备和设备精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无法相比。

    但是,武器装备并不代表胜负,鲛岛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日军的猖狂进攻,激怒了十九路军官兵。他们奋起抵抗,死守阵地不退。同时,立刻把电话打到真茹指挥所。蔡廷锴一惊而醒,听清楚了日军业已大举进攻,不假思索地下达了命令,正与前敌指挥官的指挥不谋而合,那便是:

    “誓死抵抗,寸土必争!”

    当夜,宝山路至宝兴路一带弹雨纷飞,烈焰腾空,战火映红了半边天。

    1月29日,十九路军将领通电全国,慷慨陈词,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中日大战一开始,日军连连受挫。闸北地区街道狭窄,里弄纵横,日军的重武器在巷战中无从发挥威力,当他们的装甲车如庞然巨兽冲到了宝兴路,十九路军官兵置生死于度外,冒险攀到装甲车上,揭开车盖将冒烟的手榴弹掼进去,于是轰然一声车毁人亡,如此,接连几辆装甲车都被十九路军炸毁。

    天崩地坼的一番恶战,日军伤亡惨重。1月30日早晨6时起,进攻闸北的日军先用7辆大卡车,满载死伤兵士800余人,经北四川路绕道至汇山码头装入军舰,运回日本。

    接着,日本侵略者陆续增兵,前后使用了陆军11万、军舰10余艘、飞机数百架,而固守阵地的十九路军只有3个师,兵力3万,稍后又有增援的第五军及其他部队,总兵力始终不到8万,扼守防线,誓死不退,达一个月之久,从此“皇军无敌”,“4小时占领闸北”的日军狂言,为之粉碎。

    三、挺身援助十九路军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翌日清晨,杜月笙便开始奔走,联合上海的名流、士绅、各界领袖,利用“抗日救国会”的原有班底,迅速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杜月笙力推上海申报主人、著名的企业家史量才为会长,杜月笙本人和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出任副会长。

    在“一·二八”淞沪之战前一天的1月27日上午9点,杜月笙便与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等一行数人,分乘两部汽车,前往十九路军蔡廷锴的司令部慰问。

    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有消息称政府准备撤退上海驻军,又称十九路军有北上抗日的可能。杜月笙表示十分关心这桩事体,一见到军长蔡廷锴,便提出心中疑问。

    “实不相瞒,我的确打算组织西南国民义勇军,开赴东北抗日,这是我自家的主张。目前已经在本军志愿报名参加者中,挑选了6000名弟兄。如果政府决定撤退上海驻军,我将立即着手筹备寒衣,同时筹措4个月的军饷,在本月底下月初启程。”蔡廷锴说。

    “蔡军长,你的雄心壮志,兄弟十分佩服。筹饷和购置寒衣的事体,只要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兄弟一定尽力而为!”杜月笙说完,又向身边的王晓籁等人说,“我和蔡军长是老朋友了,1929年蔡军长任六十师师长的时候,到上海考察,住在沧州饭店。啸天哥请他吃饭,约我作陪,那天晚上我们谈得十分投机。”

    “岂止是谈得投机?”蔡廷锴哈哈大笑,说,“那天晚上玩得也够痛快。”

    杜月笙所说的“啸天哥”就是杨虎杨啸天。杨虎和蔡廷锴早在广东时便已相识。那晚杨虎设宴欢迎,叫了不少上海名妓执壶侑觞、莺莺燕燕。九点钟吃好晚饭,杨虎又和杜月笙把蔡廷锴拖到外国堂子里去白相。那些金发碧眼的西洋女子,个个大胆泼辣,搔首弄姿,令蔡廷锴大开眼界。

    说起当年往事,两人开怀大笑。如今蔡廷锴已把乡下发妻接来,在爱麦虞限路金菊村设了公馆,与辣斐德路姚夫人居住的杜公馆不远,于是杜月笙又发出邀请。

    “哪天得闲,携夫人到辣斐德路,我们兄弟聚聚。倘使有事,可随时联络。”

    “一定!一定!”蔡廷锴又再三称谢。

    从十九路军司令部返回后,王晓籁对随行人员说:

    “杜先生的交游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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