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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杜月笙绝不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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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章 杜月笙绝不下水 (第1/3页)

第十九章杜月笙绝不下水

    一、重建抗敌后援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烽烟迭起,日本军队大规模进攻华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杜月笙身为中国红十字会副总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同时兼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员。抗日这种大事体,岂能等闲视之。但没等他出面组织“抗敌后援会”,他的浦东老乡“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黄炎培便率先登门了。

    “全面抗战已经开始,前方将士很需要后方的支援,我们应该组织一个抗敌后援会。”黄炎培对杜月笙说。

    自从史量才事件发生之后,杜月笙又回到了与南京政府保持一致的轨道上,对黄炎培也开始有所疏远。虽说国共已开始第二次合作,蒋介石已经开始抗日,但国民党政府对抗敌后援会这种事体究竟持什么态度,眼下尚不晓得,因此,他试探地问:

    “怎么个组织法?”

    “上海地方协会的前身,就是抗敌后援会。只消把机关名称改过来,便可立即恢复,事体很简单。然后……”黄炎培故意停顿一下,看看杜月笙。

    “然后怎样?”

    “需要补充力量,扩大影响,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你倒要说说,都补充哪方面力量。”

    “一定要争取和容纳各党各派,各方面的人士参加。”黄炎培以为杜月笙对他这番话很感兴趣,于是侃侃而谈,“抗日战争是全民的战争,不是任何一个党派可以单独应付的。杜先生和我不属于任何党派,但我们都强烈要求抗日,这个抗敌后援会就不应该把我们排斥在外,杜先生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这个道理。”杜月笙表面答应着,心里已经有底,话锋一转说,“卢沟桥刚刚开火,不晓得会不会又要谈判,我们歇两天看看风向再商定,好不好?”

    “好吧,那我改日再来。”

    杜月笙要等,黄炎培也没有办法,只好告辞。

    黄炎培前脚走,第二位客人后脚便到。而这位客人却是杜月笙热烈欢迎的——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吴开先。

    说起杜月笙与吴开先的交往,中间还有一段大大的插曲。

    吴开先是上海青浦县人,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1922年加入国民党,年届而立,是国民党的新锐人物。国民政府定鼎南京后,选择许多方面大员调往上海,吴开先便是其中之一。

    杜月笙久闻吴开先大名,有意结识交往。杜月笙的得意门生陈君毅也在市党部担任要职,与吴开先在一起工作,无话不谈。他了然杜月笙的心意,便主动找吴开先游说,希望他去华格臬路杜公馆拜见杜月笙。

    吴开先虽久闻杜月笙大名,但对杜月笙的白相人出身很有成见,不屑与之为伍,因此一次次地借故推托。

    吴开先的态度使陈君毅很为杜月笙打抱不平,就连自己也觉得受了歧视。

    “我坦白告诉你,我就是杜先生的学生。”陈君毅索性全部说开。

    “有这等事?”吴开先果然吃了一惊,呆呆地看了陈君毅半晌,“你什么时候入的杜门?”

    “不久前。入杜门没什么不好,我晓得杜先生最爱朋友,跟他交往绝不会有坏处。”陈君毅见吴开先还是摇头,又说,“你放心,我不是拉你去拜杜先生的门。杜先生也不会因为哪个上了他的门,就收哪个做学生的。”

    “我现在抽不出时间,以后再说吧。”吴开先还是推辞。

    当时在市党部,尽管杜月笙的学生不在少数,但一些从南京新调来的人像吴开先一样对杜月笙抱有成见。越是这样陈君毅就越是打抱不平,他非要拉吴开先去见识见识杜月笙,让他看看杜月笙是怎样一个人。

    几天后,陈君毅再次拜访吴开先。

    “我晓得你对杜先生有成见,但你也要晓得,为什么连蒋总司令都信任杜先生。”陈君毅单刀直入,“无论怎样,我希望你们彼此见见面,你就会晓得杜先生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你的成见和误会就会消除。”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最近事情太多。”吴开先仍旧借故推脱。

    陈君毅发了急,他一定要让吴开先改变对杜月笙的看法。因为这不是吴开先一个人的问题,只要攻克吴开先,会带动那些新来的自以为出身高贵的人转变对杜月笙的看法。

    “不管怎样,我现在就替你去约,明早我会打电话通知你。去不去你自己看着办。”陈君毅说完,不等吴开先拒绝,转身便走。

    但是,陈君毅约定了时间,吴开先还是推辞,一连推了两次。陈君毅有耐心,他非要用自家的耐心打动吴开先。第三次,陈君毅在办公室告诉吴开先说:

    “我又替你约了一次,明天上午9点,杜先生会等你。到时候你有没有空,去或不去,全都不生关系。”

    陈君毅离去后,吴开先忽然心头一动:何不去看看杜月笙,看看他到底施了什么魔法,让这么多人对他如此信赖?

    第二天到了约定的时间,吴开先驱车驶往华格臬路杜公馆。一进大门,便看到杜公馆总管万墨林,毕恭毕敬地站在天井后面的二门口迎候。再往里走,又见杜月笙的要好朋友,头号法律顾问,黄浦滩上大名鼎鼎的秦大律师秦联奎,手里拿着一听茄力克香烟,抢先几步迎了出来。他把吴开先领到一楼的古董间里,杜月笙眉开眼笑地迎到古董间门口。

    三道迎宾礼,使吴开先不由地想到前两次,万墨林在总门口,秦联奎在大厅外,杜月笙等在古董间,三个人就这么恭候着?想及当时的情形,吴开先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杜月笙一见吴开先,高兴得不得了,将吴开先请入上坐,早有听差的奉上香茗。杜月笙闭口不谈对吴开先的一次次邀请,而是坦诚地说:

    “照说该我去拜望吴先生,可这阵子太忙,一拖再拖,反到劳动吴先生过来看我了。”

    “哪里,本该我来拜望杜先生的。”

    吴开先回答得倒也干脆,不过当初他可没有这样想过。暗暗端详着杜月笙,的确看不出一点白相人的烙印,完全是一副上流社会的绅士派头。

    两人聊起当前社会形势,杜月笙竟然很有见解,令吴开先不得不佩服。

    进门的时候,吴开先已注意到大厅里的沙发和椅子上,高冠峨服,衣香鬓影,坐了很多等候接见的男男女女。他不敢过多打扰,聊了一个多时辰后,心想该告辞了。可杜月笙仍与他聊得兴致勃勃,说不定要与他作竟日之谈,这样下去外边的那许多客人不知要急成什么样了。于是,他找个空当,站起身来。

    “今天打扰杜先生太久了。外面还有许多客人,我先告辞,改日再来拜访。”

    杜月笙也不强留,站起身和吴开先握过手,把他送出古董间,再送出大厅。大厅里的客人看见杜月笙出来了,都站起来致意。杜月笙一面冲众人点头微笑,一面关照吴开先说:

    “希望你有空常过来坐坐,有许多事情需要向你讨教。”

    见过这一次面之后,杜月笙便把吴开先当成了老朋友,以后凡是有重大的问题需要研究,他便邀吴开先过来,或者就在电话里请教,吴开先渐渐被他虚心诚恳所感动,于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居然成为杜月笙的最高顾问之一。

    今日吴开先所来的目的,与黄炎培目的相同,也是为“抗敌后援会”的事体而来。

    “我认为,中日问题,唯有付之一战。卢沟桥的炮声就是拉开全面抗战的序幕。”吴开先首先分析了形势,然后对杜月笙说,“杜先生,我想请教的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发动民众组织,支持前线将士。”

    “这也是我正在思考的问题。”杜月笙听吴开先把话说完,坦诚地说,“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由上海市党部出面领导,发动全上海的各民众团体,组织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也就是说,上海市只有这一个抗敌后援会。”

    此话正中吴开先下怀,但由国民党党部来运作这样一场发动与组织群众的运动,显然不具备实力。

    “市党部只管出面领导,我一定尽全力协助。”杜月笙补充说。

    有杜月笙的协助,吴开先还有什么担心的呢?借杜月笙的力量,往市党部脸上贴金,吴开先自然高兴。杜月笙也乐意这样做,把功劳送给别人,以此让别人为我所用,反正大家都晓得这桩事体背后有杜先生撑着,这就够了。这是杜月笙一贯的风格。

    两人立刻行动,就在华格臬路杜公馆的会客室里,研拟了一纸名单,上海市声望最高、实力最雄厚的大佬们尽在其中。名单拟好,登时命人缮写请帖,邀请翌日上午在爱多亚路中汇银行开会,商讨重要问题。请柬下款由杜、吴二人具名,请柬写好后,当即派人分头递送上门。

    第二天上午,在中汇银行会议室里,上海滩各路阔佬云集,几经讨论,当场推选杜月笙、潘公展、钱新之、虞洽卿、徐寄庼、黄涵之等人组成主席团,成立“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筹备会”,为组建新一届“上海市抗敌后援会”拉开了序幕。

    二、招募救国公债

    1937年7月22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举行成立大会,到会各界代表几百人,当场选出抗敌后援会委员120名,常务委员35名,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陶百川为秘书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兼训练科长汪曼云兼任主席团秘书。

    抗敌后援会下设筹募、供应、救护、宣传等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后,常委们实行分工,大家七嘴八舌,闹哄哄的推来推去。

    “抗敌后援,靠的是自觉自愿,我们大家也应该自告奋勇,拣重担子担才是。”杜月笙站起来,朗声说。歇一下,见大家并没有人自告奋勇,却都在看着他,等着他的下文,于是接着说,“好吧,我杜某人先来个自告奋勇。各个委员会里头,最难做的要数筹募委员会,这个就由我来做。”

    说完又等一歇,还是不曾有人自告奋勇,杜月笙站起来点名:

    “新之兄,这几个委员会,你要做一个的。”见钱新之点头,杜月笙直接说,“剩下的难度最大的要算供应委员会,你就做这个,好不好?”

    “好好。”钱新之笑着说,表示接受。

    接下来几个委员会,也由杜月笙根据个人特长,以半点名半毛遂自荐的形式推定。

    抗敌后援会一经成立,应该马上办公,支援前方。但办公经费从哪里出?市党部没有这笔预算,也难以负担这笔庞大开支。

    “就是个铜钿问题嘛,初期的一切开支由我自家垫出。”杜月笙当场表态。

    经费落实,抗敌后援会的工作迅速展开。上海各界民众积极支援抗日,为支援前线捐款捐物,不惜倾家荡产。抗日浪涛一浪高过一浪。杜月笙主持的筹募委员会,很快收到大批的钱款和救援物资。

    一日,秘书长陶百川检查账目,发现杜月笙个人垫付的办公经费已不在少,便决定按照一开始商定的,从捐款中开出一张支票交还杜月笙。

    “你这是什么意思?”杜月笙接过支票,颇有些莫名其妙。

    “这是你垫付的经费,说好了要还的嘛!”

    “那只是一说而已。”杜月笙表情颇为严肃,“这是市民捐来抗敌劳军的钱,我杜某人就算揭不开锅饿肚皮了也不能要这个钱!”

    当时很多人在场,大家都晓得杜月笙用钱大手,拿出去的钱一般都不会收回,何况拨的是市民的捐款。

    “市民捐的钱不能用,市党部又没有这项开支,那杜先生也不能白垫这些钱呀?”陶百川办事认真,钉是钉铆是铆,他想尽快了结这笔账,“现在这个钱付,账上不好处理。杜先生你说怎么办?”

    “那就改做捐款吧,”杜月笙说,“不过,不必写我的名字。”

    “那写哪个的名字?”

    “就写……常务委员会捐助!”杜月笙想一想说。

    事后,蒋介石知道杜月笙在抗敌后援会中曾有赔垫,特地拨出10万元现款补偿杜月笙。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发行“救国公债”,上海一地的劝募工作,自然也离不开杜月笙的运作。

    有天回到华格臬路杜公馆,已是晚饭之后,一进大厅万墨林便忙不迭地告诉他:

    “爷叔,你可回来了!宋部长等了很久了。”

    “宋部长?”杜月笙愣了一下,这个时候宋子文亲自登门,必定有大事相商,他立刻迈开大步直接去了会客室。

    “宋部长,抱歉,我回来晚了。”杜月笙一进会客室便问,“宋部长可曾用过晚饭?”

    “我哪晓得你回来这么晚。”宋子文呵呵一笑说,“就在你这里吃个便餐吧。”

    “好,好。”杜月笙一连声地答应着。

    “我马上去安排。”不等杜月笙吩咐,守在会客室门口的万墨林便应了一声。

    不多时,一桌子精致的饭菜便送进了会客室。两人边吃边聊。

    “是这样,政府决定发行5亿元‘救国公债’,财政部已经组织了一个‘劝募委员会’,但办公地点,必须设在上海。”

    “办公地点好说,”杜月笙脱口而出,“我在杜美路那幢新房该够用的吧?”

    “足够了。”

    “那好,我马上派人收拾一下,捐给劝募委员会用,用多久都不生关系,我杜某人不收分文租金。”

    但宋子文要谈的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上海劝募公债。

    杜月笙晓得这个劝募的难度。早在1935年,国民党政府借口解救金融恐慌,曾发行一亿元“金融公债”。结果以其中3000万元加强了中央银行,使其资本达到一亿元;又以1500万元做“官股”加入中国银行,以1000万元“官股”加入交通银行,从而占有了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形成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金融寡头。如今再度发行“公债”,因信誉低,数额大,即便打着“救国”的招牌,也未必会一帆风顺。

    杜月笙心中有数,却不便明说。

    “这个5亿元不是一个小数目,仅仅工商界的朋友认购怕是不行。”杜月笙建议说,“这次最好扩大劝募面,要是能让上海市民普遍购买,那应该也是一个大数目。”

    “杜先生说的极是,是该把上海市民包括进来,聚少成多。”宋子文表示赞同。

    最后商量决定,上海的劝募事宜,由杜月笙负责,然后成立两个劝募总队,一个是上海市民劝募总队,总队长由杜月笙自家担任;一个是上海商界劝募总队,总队长由上海总商会长王晓籁担任。

    一切定下之后,宋子文方才告辞,满意而去。

    旋即,财政部的“劝募委员会”在金廷荪以经办“航空奖券”所得,为杜月笙在杜美路建造的豪宅里开业办公。杜月笙和王晓籁发动朋友门生、恒社弟子,组成两支庞大的劝募总队,奔走上海各界,劝募推销。

    后来王晓籁负责的上海商界劝募总队,由于推销业务进展缓慢,王晓籁说他一个人扛不住,杜月笙索性连这个总队长也一肩担了起来。最后在全国总发行5亿元的“救国公债”中,仅上海一地便认购了7500多万元,占发行总额的六分之一,折合当时的美元达2300余万元。

    三、捐一部装甲汽车

    抗战一爆发,杜月笙便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这种忙碌比不得忙碌他的金融工商拟或走私贩卖鸦片。这种忙碌让他焦虑、寝食难安。他担心的是日本人打到上海,更担心万一上海沦陷,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杜月笙出身黑道,有一千一万的毛病,但抗日他是坚决的。他并不赞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只是他上了蒋介石的船不得已而已。西安事变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明确表示抗日,他便有了使不完的力量。每天从早到晚,由晚入夜,他有数不清的急于晤面的访客,也有数不清的难题急于处理和解决。他在忙着“救国公债”劝募的同时,更要处理好抗敌后援会里的事体。

    就在杜月笙干得有声有色的时候,战局越来越紧张。

    7月底,北平陷落。

    8月初,上海形势陡然紧张,日本侵略军先闹了一次水兵失踪旋即被寻获的挑衅丑剧。

    8月9日,当全国各地军政要员赴京举行军事会议之时,上海滩终于拉响战争的警报——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官一兵,乘坐汽车,准备强行冲入虹桥机场寻衅,被守卫机场的中国士兵制止。双方发生枪战,两名日本官兵被当场击毙,中方阵亡一人。

    8月11日,27艘日本军舰开进吴淞口,摆好开战姿态。

    8月13日,日本军队对上海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八一三”淞沪大战爆发。

    当时,蒋介石划定京沪杭为第三战区,由他本人兼任第三战区司令官,下辖第八、第九两个集团军。第八集团军以张发奎为总司令,守卫苏州河以南及浦东地区。第九集团军以张治中为总司令,驻守苏州河以北河口沿黄浦江至江口以西。以后又陆续调白崇禧、胡宗南、陈诚等属下部队到上海参战。

    国民党军队的爱国官兵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早已怒不可遏,加之被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压抑已久,“八一三”抗战开始,一个个奋勇争先,拼死杀敌,黄浦滩头杀声震天,战争打得激烈而残酷。

    14日,沪战掀起*。早上报纸出了号外,日本空军从台湾松山机场起飞,轰炸中国空军基地杭州笕桥,国军迎头痛击,一举击落九架,造成零比九的辉煌战果。当天下午,国军飞机飞临上海上空,轰炸敌军根据地公大纱厂、虹口一带,以及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本旗舰“出云号”。中日战斗机、轰炸机在租界以外的天空中上下翻飞,落弹如雨,时而虹口被炸,腾起万丈烈焰浓烟,时而浦东的美孚油库中弹,滚滚浓烟封锁了整个江面。

    虹口、闸北一带鏖战正酣,国民党官兵轮番进攻,使东洋水兵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包围圈渐次的缩小……

    杜公馆电话铃声一直未断,杜月笙和他的朋友们都在密切注视着战场上的动向,互相交流着战争的信息。这一天,杜月笙坐在书房里,不停地吸烟、踱步,万墨林守牢电话机,一条一条地为杜月笙和杜公馆里所有人传报近来的信息。

    这一天捷报频传,使杜公馆中所有人为之振奋。

    正在欢天喜地之时,突然传来天崩地坼的一声巨响,华格臬路杜公馆的房屋被震得摇摇晃晃,玻璃窗发出哗啦啦的巨大声响,吓的杜月笙和所有守在大厅门口的下人脸色骤变,目瞪口呆。

    万墨林稍一清醒,立刻拨出电话询问。哪晓得他的问话不曾说完,接连着又是一声地动山摇的爆炸,万墨林手中的电话听筒差点儿被震落到地上。他一迭声的问讯,听准了对方的答复后,来不及挂上电话便高声大叫:

    “爷叔,大世界门口落了一颗炸弹,炸死了不晓得多少人!”

    “是一颗炸弹,还是两颗?”杜月笙急切地问。

    “喔,我再问问。”墨万林再拨电话,这次消息得来详细得多了。

    “爷叔,是一架中国飞机受了伤,飞过租界,落下了两颗炸弹,头一颗落在大世界,炸死了一千多人,第二颗落在大马路外滩,也炸死了好几百人。”

    这便是淞沪之战第二天发生的大喜大悲的大变故,使上海人一时欢呼雀跃,一时悲痛呼号。由于战场在租界以外,中国军队打了大胜仗,居民们便纷纷涌向马路,欢呼庆贺,租界马路上人山人海。孰料一架受伤军机失去控制,所携炸弹自动坠落,造成2000余人的重大伤亡,使上海人乐极生悲。好在那位不知名的空军飞行员,总算驾驶受创飞机飞过人烟稠密的租界和市区。倘若他跳伞逃生,任飞机坠落,带给上海人的灾难更加不可估量。

    接下来,闸北、江湾,中日大战打得如火如荼,整个黄浦滩,成天到晚都是轰隆隆的炮声和哒哒哒的枪声。抬头一望,便是烈焰腾霄,浓烟蔽天,凄厉恐怖的战争景象,使黄浦滩五百万人触目惊心。

    中日大战越演越烈,东洋军队不断增援,我国各地的部队也在源源不绝地投入上海战场,战事最惨烈的时期,淞沪一线的部队多达50余万。

    同时,“上海抗敌后援会”开始了更为紧张的战争援助,上海各界民众对保卫大上海支援抗战前线的浪潮更是空前高涨,从日进斗金的大老板,到三餐不继黄包车夫,人人踊跃捐献,黄金美钞、法币铜板、医药用品、毛巾肥皂,应有尽有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各“后援会”的办公地点,所有“后援会”仓库的里里外外都变成了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的百货公司。

    杜月笙除了和“后援会”成员组织将这些援军物资送往前线外,他个人无论多么繁忙,每逢有大部队开到,必定要带上大批慰劳品,亲赴前线劳军。在带去大批的慰劳品的同时,也带回前线将士的需要。

    一次,杜月笙带领大队人马前往真茹前线慰问张治中的部队,临别时,杜月笙照他的老规矩,殷殷地问:

    “总司令这边还需要些什么?”

    “现在军中最需要的是交通通信器材。”张治中如实说,“特别是电话机,机器脚踏车一类的传令工具。”

    “好,我们今天回去马上办,一定尽快送来。”杜月笙慨然答应。

    回到抗敌后援会,一行人已经筋疲力尽,大家劝杜月笙回家休息,但答应下来的事体不落实,杜月笙哪能离开。他吩咐手下人:

    “马上去采购一部电话总机,十部分机,四部机器脚踏车,购齐后连夜送到张总司令那里。”手下人转身要走,他又叫住,吩咐说,“不要用会里的捐款,这是我自家要捐的,跟会里不生关系。”

    “已经吩咐过了,可以回去休息了吧。”杜月笙的随从人员又在催促。

    “谁晓得能不能买到,等东西送出去再说。”

    果然,不多时,派出去采办的人打电话回来,说电话总机买不到,整个上海市场缺货。杜月笙一听,立刻命人到处打电话,征购电话总机,得到的答复是一样的:没货。

    “实在没办法,就只好把我中汇银行的电话总机拆下来,先送到真茹应急。”杜月笙对坐在办公桌对面的吴开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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